清代与民国时期的修志概况
　　建国前，佛山地方志一共修了4部。这4部志都叫《佛山忠义乡志》。最早的是清康熙五年（1666年）由李侍问主编，又称康熙志或李志；第二部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由陈炎宗总纂，又称乾隆志或陈志；第三部是清道光十年（1830年）由吴荣光主修，又称道光志或吴志；第四部是民国12年（1923年）由冼宝干总纂，又称民国志或冼志。现李志已散佚，仅存《序志》和《小引》；其余3部均保存完整，其中冼志内容较详细，体例较完备。
　　康熙《佛山忠义乡志》
　　主编李侍问，字謇衷，明末至康熙年间人，是明朝户部尚书李待问的族人。他是个博闻强记的学者，十分注意搜集和整理地方史料，并且早就有修志的愿望，写了不少文稿。他的朋友梁锡植看了文稿，认为已具乡志雏形，鼓励他继续编修成志。李侍问却苦于经费不足而未做成。后来事情被李母知道了，李母拿出积蓄、金饰，资助儿子的事业。从此李侍问便辑旧文，录碑传，询故老，每记一事，力求准确，夜以继日地编写。经过5个月日夜辛劳才写好志稿；又花半年时间刊刻印刷，乡志终于问世。该志的《序言》由同乡先辈霍得之撰写，校核由他的儿子象钅鹿、象锦、象镗及门徒梁胤昌等负责。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
　　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由陈炎宗总纂。　陈炎宗，字文樵，号云麓，佛山金鱼塘人，乾隆六年考中解元，乾隆十三年考进士，任太史馆太史。陈炎宗性格恬淡，无意做官，任太史仅6个月，便辞官归家，在广州的岭南义学讲课授徒。后来，乾隆皇帝诏令天下修志。各省、县都设志局编纂。佛山至康熙五年（1666年）由李侍问第一次修乡志以来，已有80多年。当时乡绅商议重修乡志，委托里人李绍祖任总纂。但李绍祖以年老有病推辞，而推荐陈炎宗为总纂。该志于清乾隆十七年成书。
　　陈志共分4册11卷。
　　卷首　有《序言》与《凡例》。序言共3篇，分别由毛维钅奇、赵廷宝、陈炎宗撰写。陈炎宗在《序言》中说到，佛山忠义乡是“剧镇”、“岭南都会”。良好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比其他乡兴盛。又说李志“计意良厚而义例不立”，“叙议多遗”。
　　卷一《乡域志》
　　包括忠义乡全图、说论、形胜、山川、铺社、道路、里巷。卷一的开头有两个图：佛山总图和灵应祠图。说论包括《忠义乡说》、《佛山镇论》、《佛山赋》、《佛山志序》、旧志小引、旧志原序等。《忠义乡说》记述了忠义乡名称的来由及对梁广等22名镇压黄萧养农民起义“功臣”的“歌颂”。《佛山镇论》介绍了佛山所以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及其乡人的“忠义”。《乡域说》记载了当时佛山的面积有“三十四里”，“分二十四区，区可一里有半”。《山川》介绍了王借岗、西淋山、■岗、赤珠岗、塔坡岗等。
　　卷二《官典志》　官分同知、巡检、都司、千总、公署等，典分灵应祠、盐埠、税馆等。《盐埠》简单介绍了佛山盐的销售及盐税征收情况。《税馆》简单介绍了两税馆的地址及设备。“两税馆相隔不远，各有巡艇盘查”。
　　卷三《乡事志》
　　《乡事志》（即大事记）记载佛山的一些大事，如修庙、建桥、造坟、建亭等。《图甲》中记述当时佛山（堡）有8图80甲，共计884户。
　　卷四、五《选举志》包括进士、举人、岁贡、武科等。
　　卷六《乡俗志》　包括习尚、语音、气候、岁时、氏族、物产。《气候》记载了佛山的天气特别热，除地理原因外，还与佛山的铁炉众多有关。可见当时佛山冶铁业之盛。　卷七（上）《乡学志》　包括社学、义学、文塔，是研究当时文化教育的资料。卷七（中）《乡防志》　包括隘口、营哨、更闸，是研究当时地方设防的资料。
　　卷七（下）《名宦志》
　　卷八（下）《人物志》包括名臣、循吏、文苑、武功、孝友、义行。
　　卷九《人物志》包括赐封、隐逸、耆寿、列女、仙释、方伎。
　　卷十《艺文志》　包括疏、记、诗、书目。有《奏请檄劝忠义疏》、《祖庙灵应记》、《重建祖庙记》、《通济桥记》及一些文人墨客的著作。
　　陈志的地方色彩较浓，有较完整的体例。后人对陈志的评价是“简而有章”（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九，人物四）。
　　（三）道光《佛山忠义乡志》
　　清道光十年（1830年）由吴荣光主修，冼沂总纂。吴志与陈志的编纂时间相隔78年。
　　吴荣光（1773～1843年），字伯荣，号荷屋，晚年自号石云山人。于嘉庆三年（1798年）25岁时考中举人，嘉庆四年考取进士，由庶吉士授武英殿编修，官至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世称吴中丞。吴荣光擅长书法，他的书法曾被康有为评为“清代广东第一人”。并善于鉴定金石书画，且收藏甚丰。著作有《吾学录初编》、《平日记》、《盛京随扈日记》、《筠清馆金石录》等。清末著名社会现状小说家吴趼人就是他的曾孙。
　　冼沂，字荣宗，号云门。他性格恬静，淡薄名利，聪颖好学，长于三礼，乐为善事。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的总纂冼宝干是他的孙子。
　　道光六年（1826年），陈志编纂已多年了，众乡绅认为，情随时迁，事物发展，有续修乡志的必要。于是，推举吴荣光主持编修新的《佛山忠义乡志》。当时吴荣光正在外地做官未有接受。到了道光八年春，吴荣光辞官归家闲居，才接受了主修任务。他推举冼沂为总纂，组织了一班人，历经3年，于道光十年把乡志编纂成书。
　　吴志共分6册14卷。
　　卷首　有忠义乡域图、五斗口司全图、佛山形势龙脉图、灵应祠图、佛山八景图等，使全志显得图文并茂、图表相属。
　　卷一《乡域》　包括形势、地脉、山川、田亩、铺社、道路、里巷、圩市、桥梁、津渡、水利、潮汐，附有内涌界至。吴志比陈志记述详细。陈志把圩市、桥梁、津渡等内容归入《乡事志》，吴志却归入《乡域志》，并增加了田亩、水利、潮汐、内涌界至等内容。
　　当时，铺的划分由乾隆时的25铺增为27铺，即由潘涌铺分出一个鹤园铺，汾水铺分出一个富民铺。街道由原来的234条增至595条。
　　道光以前，佛山有“三圩六市”，吴志记载有“四圩九市”。4圩是：盘古圩、普君圩（即原塔坡圩）、表岗圩（又名“大圩”）、新圩；9市是官厅脚市、三角市、公正市、早市（原名“岗心圩”）、晚市、朱紫市、三元市、大基头市、细桥头市。
　　桥梁、津渡，记述都比陈志详细。
　　内涌界至除记录了界至的起迄之外，还记录了一些炉的名称，如鸿发炉、振兴炉、万全炉、永和炉等等，它反映了“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的冶铁盛况。
　　卷二《祀典》　记录了祖庙的祝文、祭器、题札、明御等匾额对联。《祀产》记录了各铺庙宇包括庵堂寺观等117间。并具体记述了所在的铺、街、巷，以及修建或重修年份。
　　卷三《官署》　记载清朝佛山的统治机构，有同知署、五斗口司巡署、都司署、千总署，均是研究历史的资料。
　　卷四《乡学志》　包括社学、书院、义学，是研究文化教育方面的史料。
　　卷五《乡俗志》　记述较详细，内容也较广泛，共有14条，即四礼、氏族、习俗、气候、语音、物产、岁时、家庙、坟墓、古迹、坊表、名胜、园林、会馆。其中除氏族、习俗、气候、语音、物产外，其他9条都是陈志所未载入或在其他乡里涉及而未分列出来的。四礼即冠礼（古代男子成年加冠的礼节）、婚礼、丧礼、祭礼。
　　卷六《乡事编年》记录自明朝洪武以来佛山的大事。
　　卷七《乡防》　包括营哨、铺役练馆、更楼、图甲、盐法、税馆、杂税、水闸、炮台、水柜等。
　　卷八《名宦》附流寓。
　　卷九《人物》
　　卷十《选举》　包括进士、武进士、举人、武举人、贡生、监生、文学、武学、仕宦、职衔、议叙、武功、封赠、荫袭。
　　卷十一《艺文》包括疏、折、记、序、赋、古今杂诗、著述。
　　卷十二《金石》
　　卷十三《乡禁官示》
　　卷十二、卷十三的大部分内容是从陈志《艺文志》的“记”里摘抄来的。
　　卷十四《杂录》　基本上沿用陈志的体例而内容有所补充并增加了《金石志》。

　　民国12年（1923年）《佛山忠义乡志》是由冼宝干总纂的。冼志与吴志的编纂时间相距93年。
　　冼宝干，字雪耕，进士出身，曾任湖南省沅陵县知县。他是鹤园铺马廊冼族人，“鹤园冼氏”是佛山的望族。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朝廷准备实行君主立宪，诏令天下编修志书。佛山人协办大学士戴鸿慈向县衙门建议重修乡志。后来戴鸿慈病逝而作罢。民国成立后，在北京设立了修志总局，广东省在广州设立通志局，佛山也在莺岗设立佛山修志局。戴鸿慈的胞弟戴鸿惠（字天，任佛山镇保卫局局长兼办理洁净之职）孝廉重新提议修志，并准备把洁净费的余款拨给志局作开办费用，冼宝干非常赞同，倡修的乡绅、乡董还有傅秉常、简玉阶等。于是向南海县县长汪宗准报告，得到批准。从民国10年开始，重新编修《佛山忠义乡志》。冼宝干学识渊博，名闻乡里，加上正好辞官在家闲居，于是被推举为总纂，聘任戴鸿惠为佛山志局总理局务，莫如洪、梁兆横为协理局务。后来戴鸿惠病逝，他的儿子戴曾谋（又名翼峰，字启疆）代理总理局务。在编纂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冼宝干提议向社会各界募捐，得到响应。区廉泉兄弟遵照他们的先人区涧东的遗嘱，用区守德堂名义捐款1000元；黄奕南用黄祥华的名义捐助1000元；王理卿、阮其沅各捐600元；傅翼鹏、招雨田、简照南各捐500元，其余有捐几元、几十元乃至几百元的不等。戴鸿惠又专程到香港募捐，得到乡亲支持。前后募捐1万元之多。整个修志过程，历时5年，县官也换了4任——汪宗准、何惺常、张国华、李国祥，他们对修志都给予支持。冼志的编纂工作分工较细，有纂修、督刊、编校、评议、顾问、采访、劝捐、测绘、绘图、校对、文牍、支应、庶务、缮书等。参加绘测、劝捐、评议、顾问的修志人员，均不受薪金。冼宝干也将自己修志的薪金捐作修志之用。冼志于民国12年脱稿，民国13年出版面世。
　　冼志共分12册20卷。
　　卷首《序文》、《例言》、《职名表》、《图》
　　卷一《舆地志》　包括沿革、界至、形势、地脉、山川、铺、街道（附户口）、圩市、桥梁、津渡。冼志记载，当时佛山人口有34.2万多人，铺户57038户，街道1686条。而清道光时只595条，前后相隔93年，就增加1091条。圩市有6圩12市。
　　卷二《水利志》
　　卷三《建置志》
　　包括内政、军政、交通、建筑。内政记述司法方面的建署。佛山于明正统年间开设团局，始有乡兵。各铺有更馆闸楼，更夫闸夫统计300多名。
　　此外，还记述了民初佛山镇议会、自治会、保安局、洁净局、消防队等的设立以及救火机器的设置。
　　军政记述了防军、游击队的设立，碉楼、炮台的设置，佛山商团的设立。
　　交通记述了光绪十年（1884年）春设立佛山电报局，光绪二十七年设立佛山邮政局，局址在汾流街。光绪二十七年筑广佛铁路。
　　卷四《赋税志》　记述了民国时“杂税无物不有，无地不有，不胜书，亦不忍书”。“吾邑赋税之入，以都统堡，以堡统图，以图统甲，以甲统户。户总户、子户”。杂税有牛税、渡税、摊炉煽银……等等。
　　卷五《教育志》　包括佛山学堂、师范讲习所，公立各小学、民立各小学、女学、义学、教育会、劝学分所、各国学校（即教会学校）、学塾、书院、汾江义学、社学、诗社。　卷六《实业志》　包括农业、工业、商业。
　　《小引》写道：“佛镇地扼两江上游，七省货物皆取道佛山，然后运出各省，故商务为天下最，而土产之美、手工之巧，亦为远近贵。”在工业中，记述了几间较有规模的工厂，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竹嘴厂、梁秀号乌烟厂、光华电灯公司、祥利织造厂（祥利织造厂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简照南妻创办，专织纱缎布匹，有女工200余人）。还有巧明火柴厂，碾米机厂等等。此外，记述了有手工行业174行，商业76行，工商业250多行。　卷七《慈善志》　主要记述佛山的慈善机构的设立以及这些机构所起的作用。有佛山义仓、善堂、方便医院、育婴堂、救伤会（即“红十字会”）、外国医院（即外国人设立的教会医院），还有茶亭、石路等的修建。
　　卷八《祠祀》　记述祠祀的修建、重修及碑记的重建。内有明朝户部尚书李待问撰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的《棚下天妃庙碑》，记述他的兄长李好问“解幕政，休沐乡里时与诸铁商陈振详、周文炜等议为鼎新之计……后建公馆堂寝为乡人及众商燕集之所。”这是考证佛山冶铁、铸造方面的有用资料。还记有铁钉行的会馆设在新安街的国公庙。会馆与庙宇祠祀不联系，什么行业就供奉什么祠，也作聚会的地方。
　　卷九《氏族志》　主要记述佛山各姓氏系迁徙源流以及各姓宗祠。列出宋代以来佛山共有372座宗祠，其中宋代建的4座，元代建的1座，明代建的56座，清代建的93座，民国时建的8座，无记载建造年代的210座。
　　卷十《风土志》　大部分内容同陈志、吴志的乡俗志。收录佛山的全部名胜古迹。名胜有佛山八景：汾流古渡（在汾水正埠）、冈心烟市（在早市）、庆真楼观（在灵应祠）、塔坡牧唱（在普君圩）、孤村铸炼（在大圩沙塘）、东林拥翠（在东头坊）、南浦客舟（在隔海寺岸）、村尾垂虹（即通济桥）。此外还有十二石斋、汾江草庐等。
　　卷十一《乡事志》　记述从明洪武三年（1368年）至民国11年（1922年）这几百年间佛山的事情，内容非常广泛，风灾雨雪、水涝干旱、农业丰歉、考试登科、官长上任、机构设立、修路筑桥等等均有记载。并记述佛山当押业始创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卷十二《职官志》　记述了清初驻防官、驻防同知、五斗口司巡检、分防都司、分防千总。也记述了民国的职官，有县知事、审判厅、警察正署主任官、警察分驻所巡官、警察游击队总队官。清初驻防同知、巡检、都司、千总等职官，还有传记。
　　卷十三《选举志》　分门别类地列举从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至该志下限的民国11年（1922年）间属于科举有名分以及由科举致仕的佛山人。分进士、武进士、举人、贡生、监生、文学、武学、学堂毕业生以及仕官方面的文职、武职、职衔、封赠、袭荫、征辟等门类。
　　卷十四《人物志》　包括名臣、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宦迹、武略、义行、孝友、隐逸、耆寿、货殖、艺术、流寓、方外、列女传等。
　　所记的历史人物，包括政治、经济、工商、文化、艺术、妇女等各界。共有传记近300篇，是冼志里较为重要的一卷。
　　卷十五《艺文》志　收录比陈志、吴志更为丰富，有很多佛山名人的著述目录及序言。　卷十六《金石》　包括祠祀彝器、家藏彝器、乡土碑记、家藏石刻、家藏法帖5个细目。
　　祠礼器即灵应祠祭器。明景泰三年（1452年），皇帝敕封祖庙为灵应祠，地方官绅于每年春秋二季前往拜祭，这些彝器就是依据礼典制造出来供拜祭时用的祭器。　乡土碑记是收录有关佛山的碑记。
　　卷十七《乡禁》　包括有关本地利弊的告示，是由士民请官核定刻成的碑文。它记述了历史上佛山的商业、手工业的一些面貌。　卷十八《杂志》
　　卷十九《旧序》　旧序收录李志、陈志、吴志的序文。
　　zhua曲子白渡白颗